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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训诫子侄书
发布时间:2018-07-18 07:46:39   发布人:八德文化
名人训诫子侄书

 

 

诫外生[外甥]书  (诸葛亮)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见『太平御览』卷四五九
    【语译】志向应当建立在远大的目标上,敬仰和效法古代的圣人,弃绝私情杂欲,撇开牵掣、障碍,使几乎接近圣贤的那种高尚志向,在你身上明白地表现出来,使你内心震动,心领神会。要能够适应顺利、曲折等不同境遇的考验,摆脱琐碎事务和感情的纠缠,广泛地向人请教,根除自己怨天尤人的情绪。做到这些以后,虽然也有可能在事业上暂时停步不前,但哪会损害自己高尚的情趣,何消担心事业会不成功呢!如果志向不坚毅,思想境界不开阔,碌碌无为地陷身在世俗中,无声无息地被欲念困扰,永远混杂在平凡的人群中,就难免会变成没教养、没出息的人了。 

 

郑玄  《诫子书》

    【原文】吾家旧贫,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业衰落,仍有失误;案之典礼,便合传家。  

    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故尝扶仗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  

    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夕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简析】郑玄(127年~200年),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人,世称“后郑”,出身贫苦,勤于游学,屡召不就,毕其精力潜心著述。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诠群经,建立了集经学之大成的“郑学”,在整理古代历史文献方面贡献卓著。此信写于公元197年,这年郑玄大病,恐一病不起,便给独子郑益恩写下这封千叮咛万嘱咐的诫子书,父子之情充溢满纸。信中追述平生,交托家事,并对儿子的。行文质朴平淡,饱含深情,透示着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读其信,如见其人,古稀老人的舐犊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邱民亭  《诫子书》
  古来书香名门,达官显贵,无一不是昌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吾无家财万贯,且留训导一篇,倡而行之,以图正道。[1]家和家道昌,心齐心相印;修身先健身,安康福乐深;百善孝当先,积善有余庆;忍任风雨过,云开月更明。持家勤俭,方可家大业大,志存高远,方可学成功成;博览群书,思入云天。万物静观,悟透人世。太重资财,或致寡情少义薄父母;贪图虚名,欺人欺世欺自身;贪杯酒场,费时损志伤身体;迷恋美色,毁誉败家误前程;家财万贯,日食谁过三餐;纵有豪宅,夜眠谁超八尺;羡慕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悔恨昨天,就该珍惜今天。事不三思终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男儿与遂平生愿,守正安分苦励心;奉祖宗清白二字,教儿女读写两勤;从政以廉,为民兴业;不该拿的拂袖不取,不该说的闭口不言;不该去的跺脚止步,不该昏的反思立明;读学不懈,拼搏出人头地;开车谨慎,终生确保平安;做人要慎独,守全名节;做事要慎终,名就功成。  

    此诫子训文,要世代相传,儿孙后辈当以此自警、自励、自勉、自强,务必要庄敬自拓、平安发展、创辉煌人生。后辈倘因轻浮放荡、游手好闲,而致毁业败家,或因贪黄赌毒、违法犯纪,而致辱没邱家门楣,生不是邱家人子,所有家人永远唾弃,死不算邱家鬼魂,所有家祀不得祭拜。万世永铭!

 

西汉  东方朔《诫子书》

    【原文】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在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是故才尽者身危,好名者得华;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遗余者不匮,自尽者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译文】明智的人,他的处世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了。看来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拙于处世;而柳下惠正直敬事,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事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悠然的生活,虽不迎合时势,却也不会遭到祸害。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会有危险;有好的名声,便能得到华彩。得到众望的,忙碌一生;自命清高的,失去人和。凡事留有余地的,不会匮乏;凡事穷尽的,立见衰竭。因此圣人处世的道理,行、藏、动、静因时制宜,有时华彩四射,神明奥妙;有时缄默蛰伏,莫测高深。他能随着万物、时机的变化,用最合宜的处世之道,而不是固定不变,也绝不会拘泥不通。

    【简介】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为汉武帝时有名的大臣,性情诙谐,应对敏捷。东方朔是用了三千竹简,写了一封洋洋自夸的信,自荐于武帝的,但没有被重视,一直呆在公车署中,拿着微薄的俸禄,武帝也不召见他。一天,东方朔见到给皇帝表演杂耍的侏儒,就骗他说:“像你们这样的人,一不能种田,二不能打仗,没有什么用处,所以皇帝打算把你们都杀掉,免得浪费粮食。”侏儒大惊,当武帝乘车经过的时候,一起下跪哭泣求饶,皇帝听说原委,就找来东方朔问他为什么恐吓侏儒。东方朔说道:“那矮子身长三尺,拿着一袋米、二百四十个钱的俸禄,臣身长九尺,也拿这么多俸禄,矮子饱得要死。臣却饿得要死。陛下广征人才,您认为我是个人才,就重用我,认为我不是,就辞退我,别让我在这里浪费长安的粮食。”武帝闻言大笑,将东方朔提升为代诏金马门。东方朔虽然喜欢开开玩笑,但他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也曾冒死劝谏武帝不要荒疏朝政,沉溺于享乐。可是汉武帝却总是把他看作调笑豆乐的弄臣,这使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写下《答客难》等文章抒发怀才不遇的心情。在这封写给儿子的信中,东方朔指出,明智的人处事,崇尚中庸之道,凡事恰到好处即可。那些才华毕露的处境常危,深孚众望的一生忙碌,自命清高的人缘不好,任何事都不留有余地的没有前途,都是因为不循中庸之道。人应该顺乎时势发展而主动变化,不要一成不变。

 

马援  《诫兄子严敦书》

    【原文】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日:“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译文】"我希望你们听说了别人的过失,像听见了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见,但嘴中不可以议论。喜欢议论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胡乱评论朝廷的法度,这些都是我最深恶痛绝的。我宁可死,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有这种行为。你们知道我非常厌恶这种行径,所以我是一再强调的。就象女儿在出嫁前,父母一再告诫的一样,我希望你们牢牢记住。
    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说出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谦约节俭,待人又不失威严。我爱护他,敬重他,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这个人豪侠好义,有正义感,把别人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无论什么人都结交。他的父亲去世时,来了很多人。我爱护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因为)学习龙伯高不成功,还可以成为谨慎谦虚的人。就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而一旦学习杜季良不成功,那你们就成了纨绔子弟。就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到现今杜季良还不知晓,郡将到任就令人怨恨,百姓的意见很大。我常常为他寒心,这就是我不希望子孙向他学习的原因了。"

 

汉高祖刘邦《手敕太子》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自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昔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为事也。今定汝为嗣。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亦自书,勿使人也。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
    点评:这是汉高祖刘邦病危时写给长子刘盈的一封敕书。敕书确定太子刘盈为皇位继承人。这封敕书篇幅虽不长,但却包涵了刘邦以一个父亲和帝王的身份,临终向儿子和帝位继承人的谆谆告诫:要读书、要用贤、要治理好天下。敕书一反通常的命令式而用刘邦自己从政的切身体会要儿子理解和省悟做一个帝王身上所负的重任。此敕书言简意深,情浓意重,语言朴实无华,在历代帝王敕书中别具特色。

 

西汉  孔臧《戒子书》

  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钢之体,岂非积渐人之进退,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溜之致乎?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学者所以饰百行也。

    【简析】在这不长的文字里,浓缩了丰富的意涵:其一,他论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其二,讲了循序渐进的必要性;其三,重点论述了日积月累,勤奋积累的意义。这里面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西汉辞赋家枚乘:“泰山之穿石,单极之断干。水非石之钻,索非木之锯,渐靡使之然也。”和《荀子R26;劝学篇》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样的句子,真可谓所见略同!其四,谈到了学习和时间的关系,强调了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如此神貌一致,可见孔臧这篇家训对后世的影响。

 

西汉  刘向《戒子歆》

  告歆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藉霸者之余威,轻侮诸侯,蹇之容,故被鞍之祸,遁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师破,人皆吊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邑,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

    【品读家书】刘向、刘歆这一对父子的相同之处如此之多,而相异之处也是这样巨大,真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其一,虽然都是蒙受祖荫,加之天生聪颖,两个人都是少年得志,学问渊博,官运亨通,但刘向为人低调谦和,而刘歆则锋芒慑人;其二,学问上,刘向崇尚今文经学的《梁传》,而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代表,推崇古文《左传》;其三,刘向对汉家王朝忠心耿耿,誓死效忠,而刘歆则成为王莽篡汉的帮凶,成了刘汉王朝、宗族的罪人。以结局来看,二人虽然都成为学问大家,一代宗师,但刘向得以善终,而刘歆以73岁高龄国破家亡,被迫自尽。
  这封家书是刘向于刘歆初登仕途、出任黄门郎时写的。“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这个警告可以说来得并非不及时。刘向还列举了春秋时代齐顷公的典故,来说明“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贺者在门,吊者在闾”的道理。告诫刘歆在“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之时,一定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有这样才能免除祸患。所谓“知子莫若父”,刘向应该是个目光精准的人了吧,但刘歆听进去了吗?
  刘歆是个聪明人,不过,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屡遭挫折,扭曲了他的心态。他苦苦反思的结果不是要让自己做一个淡泊明志、潜心为学的人,而是决定不择手段谋求功名利禄。当时学者扬雄不愿与王莽同流合污,潜心著述,以至“家素贫”,“时人皆忽之”。刘歆劝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一句话,把自己庸俗势利的腐臭气息暴露无遗。
  叶适说:“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为徇人之学,而欲遂狼狈不可救,悲哉!”刘歆甘心用自己的学问为王莽效力,确实有效,实在也是有限,福尽祸至,而又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以道殉人,“曲学阿世”之风似乎像模像样地流传下来了,甘之如饴者应该不在少数,至于结局,那是没有人关心的。

 

东晋  陶渊明《告子俨等书》

  告俨、俟、份、佚、佟: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品读家书】彻底的超脱,便能达到“不忧亦不惧”的境界,对于荣辱他看得很开,对于生死,他也一样坦然面对。《告子俨等书》语调从容安详,款款道来,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生死大限逼近之时的这份潇洒,怕是很难表演。
  在这份类似于遗嘱的家书里面,他没有那些望子成龙的说法,也没有仁义道德国家天下的说教,像谈心,也是教诲。“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达观也是风骨。“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这都是在言说自己平生经历和感悟,断不似类似家书的严正肃穆,这也是陶渊明独有的大气度、大襟怀吧。家书中甚至还流露出自己归耕田亩,累及儿子“幼而饥寒”,从小难免“柴水之劳”的愧疚,和期待儿子理解的心情,更是前所罕有。这样一封家书,想是非陶渊明不得其出。

 

北宋  范仲淹《告诸子及弟侄》

  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吴中宗族甚众,与吾固有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京师交游,慎于高论,不同当言责之地。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帮得免祸。
  大参到任,必受知也。为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
  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
  青春何苦多病,岂不以摄生为意耶?门才起立,宗族未受赐,有文学称,亦未为国家所用,岂肯循常人之情,轻其身汩其志哉!
  贤弟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请多着功夫看道书,见寿而康者,问其所以,则有所得矣。
  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只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当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

    【品读家书】家书往往是作者夫子自道,这封信也是这样。文字不多,但面面俱到,亲情宗族、谨言慎行、忍穷免祸、勤学精业、养生处事、为官清廉……一个长辈对晚辈后进的关怀与指点,尽在言表,且言之谆谆,且严且慈,大不类于其他文章的高远凛然气象。从范仲淹的治家经验来看,第一要紧,就是家风,而范仲淹的言传身教,就是维系和光大家风的最重要一环。效果如何,不妨看看他的儿辈如何:
  范纯仁,字尧夫,范仲淹次子,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为人谦逊温和,正直宽恕,从不严声厉色,道义当前毫不畏缩,私怨面前大度宽恕。熙宁二年,范纯仁因批评王安石变法,遭到贬逐。后来司马光复相,准备尽废新法,范纯仁却劝司马光去掉不合理部分,如果有可取之处应尽量采纳,搞得司马光非常生气;蔡确结党营私,算是范纯仁的政敌,后来有人检举蔡确有反诗毁谤圣上,但范纯仁主张宽大处理,反对兴文字狱,以至被人误认为他是同蔡确一伙的。范纯仁曾经说:我一生所学只得“忠恕”二字,一生受益无穷,用在朝廷上侍奉君主,接待同僚朋友,与同族的人和睦相处,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这两个字。曾有亲族向他请教修身养德之道,他说:只有俭朴可助人廉洁,只有宽恕可成就德行。后来范纯仁做了宰相,仍恪守家风,俭朴廉洁,所得俸禄也像范仲淹一样,用来资助“义庄”,帮助族人。因此,史家说他“位过其父而有父风”。除了范纯仁,范仲淹另外三个儿子,除了纯佑去世较早,纯礼官至礼部尚书,沉毅刚正,为政宽仁;纯粹历任知州,加龙图阁直学士,沉毅有干略。
  一门高官,真不知有无“门荫”的因素?不过由其作为观之,定非贪官、庸官无疑。

 

北宋  欧阳修《与十二侄》

  自南方多事以来,日夕忧汝。得昨日递中书,知与新妇诸孙等各安,守官无事,顿解远想。吾此哀苦如常。欧阳氏自江南归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蒙荣显,致汝等并列官裳,当思报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慎不可思避事也。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已寒,好将息。不具。吾书送通理十二郎。

    【品读家书】欧阳修是个文章大家,原以为与家中晚辈的往来书信,总是要谈些读书作文的事情,而这封《与十二侄》中恰是只字未提,但要是看看欧阳修平时的言行也就不奇怪了。欧阳修在京时常有各地学者登门拜访,他们发现“欧阳公多谈吏事”,有人提出疑问说:本想讨教道德文章,今先生更多的是教人以吏事,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说文学主要是用来提高个人修养的,而政事却是关系时世百姓的大事,你们将来都要出去做官,这一点切须注意。所以,欧阳修告诫侄子遇事要“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要“守廉”,也体现了欧阳修一贯的作风。
  欧阳修对廉洁看得很重,对自己是这样,对亲友是这样,在与人相处时,也很注重对方操守。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期进士,范对滕数次提携力助,交情非同一般。但是这滕子京却是个会花钱的主,不仅会花钱而且还弄得账目不清。《宋史》载,滕子京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用钱十六万,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大笔资金说不清楚,被数次弹劾,乃至追查、贬职。而滕子京为防牵连他人,将账簿名册一把火给烧了。此事成为滕子京一生最有争议的焦点(以下简称“滕案”),范仲淹与欧阳修都参与了进来。只是因为范仲淹两次上疏担保,并认为查无实据,不能治罪。欧阳修更三次上疏,认为当此西夏掠边夺境、国家多事之秋,应尽早结案,以保证边防稳定。于是滕子京降官一级,一贬河南灵宝,再贬湖南岳阳,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不过这滕子京还真是个劲头很足的人,到了岳阳便大兴土木,修堤修楼,并且又闹出传闻来,司马光《涑水记闻》载:时范仲淹“庆历新政”反对派王拱辰说滕子京修岳阳楼“自入(自贪)”,虽然只是“记闻”,但确实对旧案尚不了了之的滕子京的信誉指数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后来滕子京向欧阳修约稿时,欧阳修故意对其保持了距离,说自己“旧学荒芜,文思衰落”,“勉强不能”,要知道这个时期的欧阳修写出了《醉翁亭记》,而偏要说自己“文思衰落”,岂不明摆是托词吗?原信是这样的:“某顿首。自夷陵之贬,获见于江宁,逮今十年。而执事谪守湖滨,某亦再逐淮上,音尘靡接,会遇无期。则人事之多端,劳生之自困,可为叹息,何所胜言!急步忽来,惠音见及。伏承求恤民瘼,宣布诏条,去宿弊以便人,兴无穷之长利。非独见哲人明达之量,不以进退为心,而窃喜远方凋瘵之民,获被恺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纪次其事。旧学荒芜,文思衰落,既无曩昔少壮之心气,而有患祸难测之忧虞。是以言涩意窘,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达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严召未间,千万自重。”
  当初出手相援,是出于公心,今天的保持距离,便是出于内心的公义,这就是欧阳修的风骨和分寸。

 

北宋  司马光《训俭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听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听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听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上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簋朱、山藻,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卫灵公,史鳅知其及祸;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品读家书】司马光清廉简朴,不喜华靡,把节俭当做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和立身处世之道,自觉摒弃奢侈浮华。在考中进士的御赐喜宴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对他说:这是圣上的赏赐,不能违背君命。他这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被司马光在晚年写进家训,教育儿子司马康注意节俭。
  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几次上书,未获批准,于是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就连政敌王安石对他的品格也十分钦佩,愿意与他为邻。他“典地葬妻”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说,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钱好好操办一下,但司马光不同意,并教育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操办了一个俭朴的丧事。
  司马光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便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还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他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说这句话乃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司马康从小就能俭朴自律,后来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如同乃父以博古通今,廉洁俭朴而著称。

 

南宋  朱熹《与长子受之》

  早晚受业请益,随众例不得怠慢。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不得放过。所闻诲语,归安下处,思省切要之言,逐日札记,归日要看。见好文字,录取归来。
  不得擅自出入。与人,初到问先生,有合见者见之,不合见则不必往。人来相见,亦启禀然后往报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处须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语需要谛当,不得戏笑喧哗。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
  不得饮酒荒思废业。变恐言语差错,失己忤人,尤当深戒。不可言人过恶,及说人家长短是非。有来告者,亦勿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说同学之短。
  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此皆当请于先生,听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见得五七分。更问以审之,百无所思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从善,则益者不期疏而日远,损者不期近而日亲,此须痛加检点而矫革之,不可荏苒渐习,自趋小人之域。如此,则虽有贤师长,亦无救拔自家处矣。
  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纪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不拘长短,惟善是取。
  以上数条,切宜谨守,其所未及,亦可据此推广。大抵只是“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虽未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虽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也。盖汝若好学,在家足可读书作文,讲明义理,不待远离膝下,千里从师。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己不好学,已无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于俗务,不得专意。又父子之间,不欲昼夜督责,及无朋友闻见,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奋然勇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犹有望,不然,则徒劳费,只与在家一般,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不知汝将何面目归见父母亲戚乡党故旧耶?念之!“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在此一行,千万努力。

    【品读家书】朱熹在这封书信里,着重谈了交友、做人和勤学的问题。在“交友”上,提出“慎重交友”、“结交益友、疏远损友”,他要求儿子提高自己的交友水准,避免走进“疏益友、亲损友”的小人圈,沾染恶习;在“做人”上,他要求儿子重“勤谨”、知“荣辱”,“静思、谦恭、慎言、礼貌”;在勤学上,主张“惟善是取”、“凡事业贤于己者,厚而敬之”,提出“尊师、尊长、尊幼”和“勤、专、问”的求学之道。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为根本,告诫其子要勤学、勤问、勤思、谨起居、谨言谈、谨交游,敦厚忠信,见善思齐。 
  “汝若到彼,能奋然勇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犹有望,不然,则徒劳费,只与在家一般,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不知汝将何面目归见父母亲戚乡党故旧耶?”—此一荣辱观,到什么时代,一样管用。

 

明   张居正《示季子懋修书》

  汝幼而颖异,初学作文,便知门路。居尝以汝为千里驹,即相知诸公见者,亦皆动色相贺,曰:“公之诸郎,此最先鸣者也。”乃自癸酉科举之后,忽染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顿失邯郸之步,逐至匍匍而归。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汝求试,乃汝诸兄,咸来劝我,谓不宜挫汝锐气,不得已黾勉从之,竟至颠撅。艺本不佳,于人何尤?然吾窃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积而钜发之也。”又意汝必惩再败之耻,而顺首以就矩也。岂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颓,以汝为质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长乃懵懵者;以汝行不力耶?固闻汝终日闭门,手不释卷,乃其所造尔尔。是必志骛于高远,而力疲于兼涉,所谓之楚而北行也,欲图进取,岂不难哉!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叉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鹜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不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得掉鞅文场,夺标艺院也。今汝之才,未能胜余,乃不府寻吾之所得,而蹈吾之所失,岂不谬哉!
  吾家以诗书发迹,平生苦志励行,所以贻则于后人者,自谓不敢后于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继志绳武,益加光大,与伊巫之俦,并垂史册耳。岂欲但窃第一,以大吾宗哉!吾诚爱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为辕下驹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问,吾自是亦不敢厚责于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弃,假令才质驽下,分不可强。乃才可为而不为,谁之咎与?己则乖谬,而徒诿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写字一节,吾呶呶谆谆者几年矣,而潦草差讹,略不少变,斯亦命为之耶?区区小艺,岂磨次岁月乃能工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品读家书】《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教子甚严,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通过科举舞弊,让他们顺利进入宦途,就是一条捷径。张居正六个儿子的前三个,敬修、嗣修、懋修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这件事表面盛极一时,其实多有人不服。
  万历二年的时候,长子敬修会试落第,张居正一气之下,让那年的进士不得馆选,进不了翰林院,成不了“储相”。而三年过后,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过三年,敬修成了进士,而老三懋修还中了状元。这种做法令天下士子愤愤不平。万历五年张嗣修会试中式后,照程序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而内阁首辅要参加读卷,张居正要求回避,万历帝说,“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皇帝给的恩典,不要白不要,这也不能全怪张居正为官不正,徇私舞弊。但到了张居正死后,皇帝眼一翻不认账了,笔头一歪,将张的几个儿子的官职、科名革除。有理的总是皇上。
  这封家书是在懋修科举失利时写的,张居正认为失利的原因在于“志骛于高远,而力疲于兼涉”,导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还说:没有成功不能埋怨命运,你的字我已经唠叨了你好几年了,还是潦潦草草,错字不少,这难道也怪命运吗?
  不管作弊之事真相如何,张居正对儿子严格要求还是不假的,道理分析的也还是很透彻的,要说这个功名全是作弊得来,多少也是以偏概全不及其余了。



明  徐媛《训子》

  儿年几弱冠,懦怯无为,于世情毫不谙练,深为尔忧之。男子昂藏六尺于两仪间,不奋发雄飞而挺两翼,日淹岁月,逸居无教,与鸟兽何异?将来奈何为人?勿令亲者怜而恶者快,兢兢业业,无怠夙夜。临事需外明于理而内决于心。钻燧之火,可以续朝阳;挥翮之风,可以继屏翳。物固有下而益大,人岂无全用哉?习业当凝神伫思,戢足纳心。骛精于千仞之巅,游心于八极之表。浚发于心,摅藻如春华。应事以精,不畏不成形;造物以神,不患不为器。能尽我道而听天命,庶不愧于父母妻儿矣。

    【品读家书】徐媛很注重家教,她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开始,乃至成人,仍然毫不松劲,她认为男孩应“气质刚强,振翅奋飞,屹立天地之间”,而女孩则应“勤劳针织,善经家务”。但她的大儿子却让她颇为失望和焦虑,他年近而立,性情懦弱,一无所成,不禁甚为着急。于是专门作书训子,希望他能发奋成才,免得“亲者怜而恶者快”。她要求儿子一要专心,“习业当凝神伫思,戢足纳心”,二要勤勉,“兢兢业业,无怠夙夜”,三要成为有用之人,“物固有下而益大,人岂无全用哉?……应事以精,不畏不成形;造物以神,不患不为器”。一片苦心,跃然纸上。



清  蒲松龄《与诸侄书》

  古大将之才,类出天授。然其临敌制胜也,要皆先识兵势虚实,而以避实击虚为百战百胜之法。文士家作文,亦何独不然。盖意乘间则巧,笔翻空则奇,局逆振则险,词旁搜曲引则畅。虽古今名作如林,亦断无攻坚摭实硬铺直写,而其文得佳者。故一题到手,必静相其神理所起止,由实字勘到虚字,更由有字句处,勘到无字句处。既入其中,复周索之上下四旁焉,而题无余蕴矣。及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务于他人所数十百言未尽者,予以数言了之,及其幅穷墨止,反觉有数十百言在其笔下。又于他人数言可了者,予更以数十百言,排荡摇曳而出之。及其幅穷墨止,反觉纸上不多一字。如是又何虑文之不理明辞达,神完气足也哉!此则所谓避实击虚之法也。大将军得之以用兵,文人得之以作文。纵横天下,有余力矣

    【品读家书】这篇家书,该是蒲松龄的经验之谈,将作文比作作战,讲究认清兵势虚实,以避实就虚为百战百胜之法宝。用到文章上面,就是巧为立意,一反平实,布局新奇,讲究遣词造句的流畅顺达。并注意审题,决不让题目中隐藏蕴含的意思漏网,在写作中,虚以实之,实以虚之,虚虚实实,虚实相间,只有这样,才能“纵横天下,有余力矣”。
  这固然是经验之谈,可惜当年无人激赏,也算是蒲松龄的悲哀,不过,倘使蒲松龄中了科举,过上了他所梦寐以求的富贵温柔生活,能不能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聊斋志异》,似乎也很难说。
  不过还有个问题应该探讨一下:既然你蒲松龄那么会写文章,为什么一辈子科考总是失败呢?科场黑暗不假,也没听说科场就和你有什么过节啊。
  对这个问题,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认为蒲松龄被施闰章误导了。施闰章是个大诗人,他给山东秀才考试出的第一道考题叫做《蚤起》,也就是早起。科举考试考八股文,他的要求是你得揣摩圣贤语气,就是你得模仿这个话孔子会怎么说、孟子会怎么说,然后你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叫《蚤起》,顾名思义,你就要阐述孟子在《蚤起》里面所讲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蒲松龄怎么写的呢,蒲松龄说:我曾经观察过那些追逐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小人追求蝇头小利,只有对功名不感兴趣,身处深闺的女子,才可以悠然自在地睡个懒觉,不去追名逐利。这样写非常生动,但不符合八股文的要求。施闰章爱才如命,非常欣赏蒲松龄写的这个文章,他拿起笔来就写批语,他说蒲松龄的文章“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接着又写了八个字的评语,叫做“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观书如月”就是他看前人的作品,看得明明白白;“运笔如风”就是他写起文章来轻松愉快,写得非常流畅。施闰章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蒲松龄县、府、道三试第一,以后名气很大。但是蒲松龄三试第一后,连续四次举人考试全部落榜,为什么?现在看来施闰章录取蒲松龄根本就是一种误导和误判,因为蒲松龄并没有按照八股文那种严格的要求来写文章,而蒲松龄就以为我这样写,我就能够取得更高的功名了,所以蒲松龄从考秀才一开始就偏离了跑道,但蒲松龄还是执著地继续追求功名。
  再有个原因就是蒲松龄一直在艰苦地写《聊斋志异》,牵扯了大量精力。
  同时还有点偶然因素。他48岁那年,又参加考试,下笔如飞,感觉很好,不过违背规矩,“越幅”了,违反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要求一页只能写12行,一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得写完第一页写第二页,依次写。蒲松龄写得快,第一页写完,不留神把第二页写到第三页上了,这就是越幅,结果被取消了考试资格。蒲松龄自己也吓傻了:“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
  以此看来,蒲松龄的文章写法虽然不合八股取士的要求,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清  张之洞的《诫子书》

  吾儿知悉: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为父未尝一日忘汝。父母爱子,无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离汝,然必令汝出门者,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耳。

  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屡失,腹地亦危。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汝自幼即好弄,在书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掷嬉笑,无所不为,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终以一秀才老其身,决不能折桂探杏,为金马玉堂中人物也。故学校肇开,即送汝入校。当时诸前辈犹多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决非科甲中人,故排万难送汝入校,果也除体操外,绝无寸进。

  余少年登科,自负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愤愧欲死。然世事多艰,飞武亦佳,因送汝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业,不与汝之性情相违。汝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国家正在用武之秋,汝纵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志之志之,勿忘勿忘。

  抑余又有诫汝者,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无人不恭待汝。今则去国万里矣,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万一不幸肇祸,反足贻堂上以忧。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予智自雄。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

  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此则非余所望于尔也,汝其慎之。寒暖更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即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费精神,抛荒学业。万一被人发觉,甚或为日本官吏拘捕,则余之面目,将何所在?汝固不足惜,而余则何如?更宜力除,至嘱,至嘱!

余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系念。汝尽心求学,勿妄外骛。汝苟竿头日上,余亦心广体胖矣。父涛示。五月十九日。

    【品读家书】张之洞的儿子从小就是个顽主,不是个读书材料,张之洞说他最多也就能秀才终老,得亏是科举废除了,否则一辈子不成人才。也正因如此,张之洞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习武,一方面“不与汝之性情相违”;一方面“国家正在用武之秋”,可以使儿子成为“有用之才”,这也算是因材施教。这个儿子还是个花钱能手,弄不好在东京还喜好嫖赌,所以张之洞告诫他不要“自以为贵介子弟”,要“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勿妄外鹜”。
  “知子莫若父。”张之洞的提醒应该不可谓不一语中的,也不可谓不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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